出海执业，中国医生的新选择？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临床医生因就诊量和手术量巨大，因此临床经验领先全球。胸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赫捷曾公开表示，中国一名年轻医生一年的手术量，几乎是一些国外医生一辈子的手术量。视觉中国 | 图

连续值班30小时之后，30岁的心内科医生寇骁做了一个决定——去国外当一个医生。

“我决定以这种方式来对抗中年危机。”在寇骁的计划中，他需要先全力备考美国医师执照考试（USMLE）。通过考试后，再进一步获得外国医学毕业生教育委员会( ECFMG) 认证，然后申请美国住院医师培训，进而取得美国医师执照。

时至今日，走通这条路的中国医生少之又少。根据美国医学会与外国医学毕业生教育委员会(ECFMG)的数据，2017年，在美行医的中国医学院毕业生总数为5355名，自2007年以来平均每年增加147名。

事实上，相比医疗器械、中药材、原料药乃至创新药纷纷出海，唯独中国的医疗服务仍长期囿于国内市场，除参加官方组织的援外医疗队外，中国医生的足迹几乎都停留在国内。根据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末，中国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478万人。

公共卫生学者李杨对医疗产业出海深有研究，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若论能力，中国医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具备竞争力，“特别是临床实践能力。由于人口基数大，看的病人多，中国医生在鉴别诊断、手术操作等方面都很有经验”。

2023年以来，一批医疗行业从业者尝试将中国医生送出国门。2024年5月下旬即将开业的一家阿联酋迪拜医院计划从中国招聘医护人员；埃塞俄比亚一家医院的中国院长也在与国内医生集团洽谈合作，希望请中国医生去做手术。

他们面临的是一系列障碍：编制束缚、语言障碍、准入门槛限制等等。这条生僻道路能走通吗？

投资办院与输出技术

投资办医院之前，郭建欢的主要身份是阿联酋古拉尔家族（Essa Al Ghurair）投资集团的驻华首席代表。这是他初次涉足医疗行业，但这并未拖慢创办医院的速度。

2023年9月，郭建欢参观了有出售意向的Thumbay医院。11月，古拉尔集团从原先的印度卖家手中收购了Thumbay医院，改名中华医院，郭建欢担任董事副总裁。2024年5月底，医院将开始试运营。

起初，新医院被起名“中国医院”，后改称“中华医院”。“因为我们服务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各个国家的华人华侨。”郭建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从地图上看，这家医院距迪拜国际机场3公里，主体建筑是几栋白色楼房。虽然只有110个床位，但郭建欢希望按照综合医院标准建设29个科室，其中中国人医护占比要达到60%左右。院长和护士长这样的关键位置也由中国人担任。

同样注意到海外办医前景的还有张强医生集团。张强医生集团是国内首家医生集团，由血管外科医生张强于2014年创立。2023年12月，集团的首个海外静脉病中心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揭牌。此前，集团医生邓建平开展了非洲首例CHIVA手术——这是一种由国内引入的治疗静脉曲张的微创手术。

与投资建设实体医院不同，张强选择输出技术和经验。他计划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租赁场地，成立静脉病中心，中国医生主要负责经营管理以及CHIVA手术的培训，由兼职合作的当地医生执刀。此举既节约成本，也省去了考取医师执照的麻烦。

“目前已经有澳大利亚的连锁静脉诊所以及多位美国医生表达合作意向。5月份我们还要去日本进行考察，10月份去意大利。”张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埃塞俄比亚爱菲医院（Silk Road General Hospital）院长王剑华也在寻求与更多中国医生合作。这家2019年开业的医院走的是“小综合，大专科”路线：几个特色科室由高薪聘请的外国大夫主掌，其他次要科室则由埃塞俄比亚本地医生兼职运营，同样为了节约成本。

在承接张强医生集团首例海外手术的基础上，王剑华希望复刻成功——与国内其他医生集团合作共建科室。“我们的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到了以后，想跟国内一家心脏医生集团沟通一下。在妇产科承包方面，会跟一家妇产科医生集团谈谈合作可能。”

临床经验“遥遥领先”

“对一些医疗资源匮乏的地区而言，中国的医疗资源优质且性价比很高。”上海交通大学社会医疗机构研究所副所长郭惊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显然，在这道鸿沟中，中国医生以及医疗投资者可以找到施展拳脚的空间。

早在1963年，中国就向北非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中国援外医疗队。国家卫健委在2023年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披露：60年里，中国向7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援外医疗队队员近3万人次，援建医疗卫生设施130余所，诊治患者近3亿人次。

2006年，还是一家县级医院主治医生的王剑华参加了援非医疗队，被分配到埃塞俄比亚南方州。王剑华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这个有着100多万人口的地区几乎没有外科医生。那一年他做了600个手术，其中一半是急性肠梗阻。在此之前，肠梗阻严重的当地患者只能在家等死。

“国内像我这样的医生比比皆是，但是这边多我一个医生对他们的帮助非常大。”怀着这样的想法，2008年，王剑华与身为放射科医生的爱人在埃塞俄比亚创建了影像诊断中心，11年后开办了爱菲医院。

相比王剑华援非之时，中国医疗水平此后不断进步。2018年，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曾对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质量和可及性进行排名。中国的排名从1995年的第110名上升到了2016年的48名，是全球进步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临床医生因就诊量和手术量巨大，临床经验领先全球。胸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赫捷曾公开表示，中国一名年轻医生一年的手术量，几乎是一些国外医生一辈子的手术量。

正是看到这种潜力，医院筹建之初，郭建欢便希望引进国内顶尖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专家团队。他们或是在中华医院全职坐诊，或是以“中华名医团”的名义定期飞到迪拜来教学、执刀。2024年4月，肛肠外科专家林建江等5位医生在中华医院开展义诊，他们都是具有浙江大学医学院背景的退休专家。

2023年2月23日，在塞内加尔迪亚姆尼亚久儿童医院，中国第19批援塞内加尔医疗队内科医生郭良华与患儿碰拳致意。新华社 | 图

找到患者，华人是首选

与援外医疗不同，在国外办院、行医必须考虑商业回报率与可行性。这需要他们找到目标患者群体，海外华人则是最容易想到的答案。

作为中东财团，阿联酋古拉尔家族投资集团却以“中华医院”命名自己的新医院，正是瞅准阿联酋本地庞大的华人医疗市场。

2022年11月11日，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张益明接受阿通社媒体的采访时表示,截至2022年，阿联酋的中国侨民数量已经增加到了40万人之多，占阿联酋总人口的4%。同时，每年到访迪拜的中国游客就超过40万人次。

虽然数量庞大，他们的医疗需求却长期得不到满足。郭建欢表示，过去中国人开设的医疗机构只有小型诊所。由跨国医疗集团开设的医院服务质量也难如人意。郭建欢所在的家族投资集团的华人同事几年前做了一个简单的胆结石手术，竟花去二十多万元人民币。

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全球卫生治理研究中心团队曾为多家有意落地非洲的中资医院项目提供咨询。一位团队成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曾有一家央企计划在安哥拉投建医院，并从国内招聘医生。安哥拉是非洲华人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2017年达到20万人。

据该成员介绍，调研一个国家是否适合投建医院，首先会考察该国的疾病负担与医疗水平，找到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再通过收入结构、保险覆盖程度评估患者群体的支付能力，以此得出市场规模。

即使是在经济落后的非洲，也能发现商机。该团队发现，安哥拉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没有管控，医疗机构享有较自由的定价权，有的私营医院单次门诊费达到80美元。再比如，肯尼亚每年有近万人赴印度就医，其中三分之一是为了癌症相关诊疗。如果能将这部分人群留在肯尼亚，每年肿瘤治疗市场规模可达4400万美元。

即使在发达国家，医疗行业也存在短板和空白。澳大利亚Somerville 医疗中心主任张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澳洲乡下，有的人要开车三百多公里去看医生，有的人看家庭医生要等一个多礼拜，最后只能见到护士，因为医生根本没时间。所以澳洲需要大量的医生，这是刚需。”近年，澳大利亚为解决边远地区缺乏医生的状况，允许申请者在私立医疗机构完成为期一年的实习， 然后进行家庭医生培训。

张勇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曾在陕西一家公立医院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2001年辞职来到澳洲留学。硕士毕业后，他在当地医院完成规培，成为一名家庭医生，后来又开办诊所，目前雇佣了6位澳洲本地医生。

2023年3月21日，患者和家属在塞内加尔迪亚姆尼亚久儿童医院候诊。新华社 | 图

准入才是最大门槛

对于想赴美执业的一位中国医生，USMLE的大门是敞开的。该考试类似于国内的医师资格考试，但对国籍不设限。只要是ECFMG承认的医学院（包含了国内几乎所有的医学院）本科毕业生就可参加。

寇骁表示，USMLE在中国设置了考点，考试时间灵活预约。但由于难度高、周期长、花费大，且一旦失败会就会导致住院医师规培匹配成功率大大降低，因此考生往往会花费数年筹备，最后坚持下来的寥寥无几。

刚开始，自诩英语不错、曾经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担任过翻译的寇骁却连最初级题库的题目都看不懂，“五道题我看了一周”。两年里，他每天学习12小时以上，直到脱口而出的医学术语都成了英文，所有知识点都形成了肌肉记忆。

显然，这条崎岖路径并不具备普适性。面对欧美国家难以逾越的准入难关，有志于出海办医的机构很自然地转向医疗资源更匮乏、政策更宽松的国家。

王剑华表示，在埃塞俄比亚，外国医生只需要将自己的执照拿到公证处公证，再分别送到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所在国使馆领事处公证盖章就可以使用，这一程序被称为“双认证”。安哥拉的情况也类似，中国医生将国内的行医执照进行英语和葡语公证，外交部审批盖章、安哥拉卫生局报备即可，不需要考试。

阿联酋也在主动降低门槛。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2024年1月，迪拜卫生局宣布推出“迪拜执业许可证”计划。该许可证办理时间最快仅需一天，相当于一份临时行医豁免。“医生来到中华医院就能直接开始行医，一年之后再去考行医执照，其间我们还会安排培训。”郭建欢说。

医生执照的跨国认定就好比旅游签证，既不对等，也不平等。张勇提到，英国医生来澳大利亚执业只需要在当局认证，不像中国医生需要考试。寇骁也表示，在中国一些高端私立医院中有大量服务外国患者的外籍医生，他们只需在卫健委备案即可执业，但中国医生赴美行医则难比登天。

“越是对医疗服务定价高的发达国家，对医生的准入要求也就越高，二者是成正比的。”郭惊涛认为，短期内不会出现中国医生大量出海欧美的事例。

编制、金钱、自由与荣誉

对公立医院医生而言，辞职意味着放弃编制，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物质回报和升迁机会。这也是海外医院难以招徕体制内医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安哥拉医疗出海调研报告中，中山大学团队设想了一些方法解决这一难题，比如建设研究型医院，邀请国内医学院的医生前来坐诊，同时给他们做研究的机会，以解决在国内的晋升问题。

但也不乏有人主动想离开体制。郭建欢就面试过几位由于种种原因十多年升不上副高职称的“百年主治”。“有个骨科医生跟我们聊着，说自己活干得又多，跟领导的关系嘛又说不好，我看他泪水都要流出来了。”

出海执业，能成为这些医生的新选择吗？

从物质角度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郭建欢给一位科室主任开出的月薪为5万迪拉姆（约合10万元人民币），比后者在国内收入高出30%左右。这样的增幅看似不高，但他表示，未来医院会建立绩效激励机制，再加上迪拜有免税政策，收入会更加可观。

但在李杨看来，国内民营医院给大专家开出的收入已经非常可观，海外行医带来的物质回报，相较于让人离开熟悉的环境和家人，吸引力并不一定大。

作为出海先行者，爱菲医院目前还没雇佣一位中国医生。王剑华如此解释：普通医院医生的语言以及其他能力难以胜任，三级以上医院医生能力足够，但是待遇要求较高，出海意愿不大。

还有一些优势是金钱无法衡量的，比如自由择业与跳槽，也包括自主选择工作强度。疫情前，张勇每周只工作28至30个小时，将更多时间用来陪伴家人。他也奉劝其他想来澳洲的医生不要将收入看得太重，“永远记得初心，为病人利益服务，也能逐渐过上体面而舒适的生活”。

当然，有时名利双全的顶尖医生已对挣钱兴趣寥寥。在尝试说服一位退休专家时，郭建欢祭出了荣誉牌：“到迪拜去，你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起点，这个起点能让你树碑立传。过30年你孙子跑到迪拜，也许会看到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中国医疗出海的第一批专家’。”

奋斗近三年，2019年7月寇骁如愿考过了USMLE，却最终因各种原因没去美国。此后，他继续在某三甲医院从事教学和临床工作。寇骁认为，USMLE的考试经历给他的临床诊疗提供了不同思路，也让他给留学生授课时能无缝衔接，“某种意义上也实现了转型的愿望”。

（应受访者要求，寇骁、李杨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海阳 南方周末实习生 赵永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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